2月7日凌晨，武汉中心医院确认消息：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中不幸感染，经全力抢救无效，于2020年2月7日凌晨2点58分去世，享年34岁。

世界卫生组织引述MikeRyan博士的话悼念李文亮医生：“我们痛心于李文亮医生的逝世。让我们颂扬他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所做的贡献。”

消息确认后，全国民众和海内外多家媒体和也纷纷致哀，向李文亮医生在对抗新冠病毒中展现出的勇敢致敬。

2019年12月30日下午，身为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的李文亮，在同学群中发布了一条关于华南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的信息，后在同一个群中将信息改为“冠状病毒”。2020年1月3日，他因“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实言论”而被辖区派出所提出警示和训诫。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后，李文亮被誉为此次疫情的“吹哨人”。

”吹哨人“（Whistleblower）这个词起源自英国警察发现有罪案发生时会吹哨子的动作，以引起同僚以及民众的注意。而从此延伸出来，目前我们所指的“吹哨人”是为使公众注意到有人违反了法律、规则或规例，直接威胁到公众的利益，而采取某种纠正行动的人。

然而”吹哨人“会否因为他/她的行为给自己带来麻烦？是否能对”吹哨人“予以保护呢？美国的《吹哨人保护法案》制定的过程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参考。

《吹哨人保护法案》最早可以溯源到发生在1972年的水门事件，当时的民主党总部遭到窃听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组成专案组在特别检察官的指挥下进行调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可能卷入事件，调查组接到来自联邦调查局最高层的指示：停止调查；对调查中发现的事实不予公开；调查组成员不得向包括媒体在内的外界透露调查的进展。

尼克松总统

虽然当时社会舆论关注着窃听事件的调查，但美国人民还没将此事与总统联系起来，总统所面临的危机似乎可以用权势的铁幕遮盖过去。可在调查组中，时任联邦调查局副局长的马克·费尔特却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费尔特认为，停止调查是不对的。从前期调查所取得的证据看，尼克松与窃听事件脱不了干系，总统违法，当与普通公民同罪。但停止调查和禁言的命令是作为上级指示下达的。上级毕竟是上级，生效的命令必须服从，否则视同抗命，事后可能会因泄密或渎职受到刑事起诉。

费尔特知道，自己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保持缄默，服从上级所有的指令，不仅可以保住官职，说不定还可以飞黄腾达。抑或，是听从自己内心良知的召唤，说出真相，推动调查的继续进行，而这或许是一条不归路。

作出决定后，费尔特秘密联络了《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伍德沃德。几星期后，《华盛顿邮报》惊爆内幕，舆论哗然，举国震惊，总统公众支持度直线下降，国会要求成立独立的调查组。经调查发现，总统与窃听事件密切关联，在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遭到弹劾的总统与主动辞职之间，尼克松选择了后者。

水门事件对美国宪政史的影响是巨大的，事件发生后，独立检察官等各种相关制度陆续出台。同时，各州纷纷通过立法，赋予新闻记者以“庇护盾牌”，即赋予媒体从业人员作证义务的特免权。当法庭传召记者出庭作证时，记者可以援引特免权拒绝说出匿名消息提供者的名字而免受藐视法庭罪的惩罚，从而保护了记者和匿名消息提供者。

《华盛顿邮报》采取了很好的保密措施，费尔特的身份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得到很好的保密。媒体一直用“深喉”来称呼费尔特，“深喉”一词最后也成为匿名消息提供者的泛称。一直到33年后的2005年，已经91岁的费尔特主动向媒体承认自己就是当年的“深喉”，这一事件才最终画上句号。

当公权可能被滥用，必须有人站出来说“不”，而不是保持沉默。“深喉”向媒体公开文件，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其他法律规定的路径被证明走不通。至于职责的冲突，并不是问题。美国的公职人员在就职时宣誓效忠的对象，是美国立国的价值和国家利益，而不是上级的指令。在上级的指令与公众利益、国家利益相冲突时，选择更大价值并不违反公职人员的职责。

这一理念最好的诠注是《吹哨人保护法案》（WhistleblowerProtectionAct）在国会立法通过，这部法律鼓励公民（包括公职人员）通过参与到旨在维护社会公正的行动中，特别是公职人员在其履职过程中，发现存在贪腐、影响公共利益、国家安全的行为，有权以告密（包括向媒体报料）的方式进行检举。吹哨人不仅不会受到泄密的指控，相反的，法案规定司法机构应该为他们及他们的家人提供各种保护。

李文亮医生离世后，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斯人已逝，惟愿李医生能摆脱“发表不实言论”的帽子，清白地离开。最后，谢谢你曾尝试拯救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