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已真正做到了“居者有其屋”，只要是新加坡人，个个都有房子住，其中80％以上的居民住在从政府购买的组屋里。在新加坡看不到乞丐，因为每个人都能得到政府的保障，人们不会因为生活过不下去而乞讨。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张志斌博士

居者有其屋计划的由来

新加坡组屋的英文为PublicHousing，直译应为“公屋”，指政府为解决居民住房问题而提供的廉价房屋，由于这些房屋都是组合式的，因此被称为“组屋”。

在上世纪50年代，新加坡的住房问题十分突出，常常是50多人挤在一个二三层楼的商铺房里，或是住在临时搭建在肮脏下水道旁的棚屋里，居住环境十分恶劣。失业还使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

一次，李光耀在经过一个正在发生骚乱的街面时，看到一个人从楼上跑下来艰难地把他的电单车搬到楼上去。这一幕使他认识到，每个人都珍惜自己的财产，只有让人民拥有财产，社会才会变得更加安定。而对人民来说，最大的财产莫过于住房。因此，人民行动党在竞选时承诺，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让每个新加坡家庭都拥有自己的住房。

为了解决人民的住房问题，新加坡政府于1960年成立了建屋局。建屋局的任务是，为新加坡老百姓提供他们能买得起的住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规定建屋局不以营利为目的，对其实行综合平衡预算，经营亏损部分由政府补足。

根据居民收入确定房价

“我们不是根据建设成本，而是根据居民的收入来确定组屋的售价，总的原则是让70％的家庭能够买得起三房式的组屋。”

——新加坡建屋局官员

为了降低组屋的建设成本，政府为组屋建设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组屋建设用地的取得无须经过拍卖程序、建屋局的商业性房产收入可用于弥补开发亏损等，同时要求建屋局通过大规模生产、改进设计和技术等手段，千方百计降低建设成本。

建屋局在开发每一栋组屋前，都会先征求社会的意见。只有在社会购买意向超过房子供应量的情况下，新房的建设才会开工，在工程完工后再摇号分配。因此，新加坡的组屋不存在积压问题，这样保证建设资金不被积压。

为了让更多的家庭能买得起组屋，1968年，政府允许居民动用公积金购买组屋及支付每月的房屋贷款。

与时俱进，满足不断提高的住房需求

进入70年代后，为更好地满足居民对组屋的需求，建屋局开始建设居民新镇。新镇的选址离中心城区稍远，整个镇统一规划，同步建设。除大片的组屋区外，新镇还建有公园、体育场、游泳池、商业区和工业区等。一般一个新镇的住宅用地占50％左右，学校占10％左右，公路用地在10％以上，体育与休闲用地占2％左右，同时留有几个百分点的空地。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住房的要求不断提高，建屋局对组屋的设计也进行了改进。80年代后开发的新镇，在整体设计上更加注重公共空间，有更多的康乐设施和更多的花草绿地，组屋的档次也有较大的提升。现在新建的组屋，最多的户型是四房式的，其次为五房式的，三房式以下的户型已很少见。四房式组屋的面积在90平方米左右，售价不足同等面积商品房价格的一半。

新加坡达土岭组屋

除了新的组屋的补贴购买价格之外，符合条件的买家还可以获得CPF住房补助金最高达80,000美元的补贴。

专业化设计，大规模综合开发，按老百姓的承受力制定房价，真正做到高质量、低成本、低价格，是新加坡“居者有其屋”计划能够成功实施的重要原因。

从90年代起，为满足居民提升住房质量的要求，建屋局开始对老式组屋进行翻新，扩大室内面积，改善组屋外观，增加公共空间等。翻新组屋的费用，大部分由政府承担，住户只承担其中的一小部分。

“如果不对组屋进行翻新，就有可能使老的居民区空心化，因为年轻人会因房屋质量差而不断搬离老居民区。翻新组屋既是为了改善老居民区的居住条件，同时也是为了保持老居民区的活力。”

——新加坡建屋局官员

进入新世纪后，新加坡已经不是“居者有其屋”的问题，而是如何让居者住得更宽、更好的问题了。建屋局的主要任务，也已由满足居民基本的住房需求，转到满足人们对住房多样化的需求上。

当然，作为国家对人民的一项福利，组屋买卖受到一定的限制。除高收入者不能购买组屋外，政府规定每户居民最多只能购买两次组屋；新购的组屋必须在住满五年后，才能在市场上出售。在新加坡，组屋的转售价一般会高于居民当初的购买价，这使居民购买组屋除满足居住需要外，还有一定的投资价值。

住房公平，是社会最大的公平

新加坡的组屋在外观上比较相似，所以对初到新加坡的人来说，有时会有一种“到处都一样”的感觉。每一个新镇很相似，每一个小区很相似，每一座组屋也很相似！这种相似给人一种单调感，但也会让人体会到一种社会公平。对居住在组屋的人们来说，相互之间似乎没有贫富贵贱之分。住房公平是社会的最大公平。

“居者有其屋”计划不仅解决了新加坡人的住房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新加坡的社会公平问题。李光耀曾说：“新加坡政府每隔五年须面对一次选举，我们必须确保国民收入适当地重新分配，以抵消自由市场竞争中出现的极端后果。在诸如教育、住房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提供津贴，从而提高人民谋生能力的政策显然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