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企业家移民一直是社会热议的焦点话题。招商银行联合贝恩资本发布的《2016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很多企业家表示移民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或者是提高生活质量。

中国很多企业家抛下自己在中国的户籍，舍弃原本在国内的来之不易地位和社交圈，乐此不疲，争相选择“跑步”移民。到底什么原因让中国的企业家选择移民呢？

首先，权贵阶层视法律法规为儿戏，让企业家们无所适从。邓小平曾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可见在社会主义中国，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是不可逾越的底线，这种政策必然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形成某种制约，并对民营企业家造成了深深的困扰。

打个比方，在山西煤改中，开始煤炭买不出价钱，当地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引入不少温商资本，后来煤价连翻上涨，不少温商投资的小煤矿被迫关停或者被大煤企兼并，投资遭受损失；此外，政府虽然早已开放了成品油销售领域，但由于石油巨头们的垄断和打压，民间资本所控制的加油站数量正越来越小，皆被国有巨头们所吞并。

再者，企业家移民海外为的是挣脱政策的束缚。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海外融资的种种政策障碍和审批限制，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选择移民。虽然花费不菲，但企业家在国籍变更后，产品“出口转内销”，能享受到此前难以奢求的“超国民待遇”，有望获得税收、用地、用工等政策便利，甚至融资渠道更加多样化，移民对企业主的诱惑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在经济下滑时期，靠移民争得喘息机会显得尤为重要。俏江南董事长张兰为企业上市而移民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此外，民营企业资本输出的一个最重要形式是企业的对外投资，但是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方面却存在诸多限制：一是由于资本账户下的外汇管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需要外汇管理部门审批。虽说，直接投资方面的审批政策不断放松，但仍存在不少限制，而金融投资则受到严格管理；二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项目需要相关部门核准，在时间、获批性上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其三，各种成本的上升，投资环境的趋恶。近年以来，中国的用工成本、原材料成本、租金成本的上升，使民营企业的获利空间受到挤压。而税收成本的不断上升，使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更趋险恶，这必然坚定了民营企业家移民的决心。联想集团总裁杨元庆曾痛批高增值税，他说“我们的联想电脑在国内没有办法卖得不贵，有17%的增值税必须加到价格里面，但产品毛利率只有15%。”大型企业尚且如此，那么对于中小企业而言逃税自然成了生存压力之下迫不得已的选择。

最后，在中国社会作生意必须要与官员们搞好关系，如果没有人脉将寸步难行。娃哈哈的新一代继承人宗馥莉曾因埋怨，中国官场太复杂，希望像李嘉诚一样将资产搬出内地。这番话把她老爸吓出一身冷汗。宗庆后赶忙表示，女儿的表态纯系“失言”。最有趣不是年轻人宗馥莉的放言，而是中国首富宗庆后的惊慌。在中国，如果一个企业家要是跟官方关系处理不当，除非选择移民，留下肯定是做不大也做不强的。

而新一届政府自上任以来，一方面惩治三公消费，另一方面大举整治官吏的腐败行为。近期有大批高官落马就是此因。但是腐败高官的背后往往都牵涉出许许多多攀附其身的企业家。比如，原南京市市长季建业落马后，江苏上市公司金螳螂老板、苏州首富朱兴良马上被抓。在新一届中央政府重拳整治腐败，大批腐败份子落马的情况下，部分喜欢攀缘权贵的企业家怕被牵涉其中，纷纷选择移民海外，自然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