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年初，广发银行联合西南财经大学发表了一份长达76页的《2018中国城市家庭财富健康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揭示了中国城市家庭财富管理的现状、特征及问题。

其中，有几个比较有趣的数据先提供给大家看看：

1、我国城市家庭的户均总资产规模161.7万元，户均可投资资产规模55.7万元。

2、中国前1/5有钱的家庭，平均资产总规模为454.5万元。

3、家庭总资产配置中，房产占比高达77.7%。金融资产配置仅占11.8%。

4、家庭总资产配置中，股票占比不到1%。

5、31-40岁的家庭总资产超300万，年轻和年老家庭房产配置过多。

6、学历与房产配置负相关，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家庭，房产占比高达80.9%；高于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家庭，房产占比76.2%。

城市家庭户均总资产达161.7万元

我国城市家庭资产规模快速增长——家庭户均资产规模从2011年的97.0万元增加到2017年的150.3万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7.6%。

2018年，我国城市家庭的户均总资产规模为161.7万元，户均净资产规模为154.2万元，户均可投资资产规模为55.7万元。

中国家庭财富逐年增加，财富总值已位列世界第二位。

中国家庭资产的增速超过美国家庭：

其中中国Top20%的家庭资产规模和美国相当。中国Top20%的家庭，其平均资产总规模为454.5万元，接近美国的530万元。

家庭住房资产占比77.7%

金融仅占11.8%，股票不足1%

家庭总资产中，房产的占比最高。2017年，中国我国家庭总资产中，房产占比高达77.7%，远高于美国的34.6%。

而金融占比仅11.8%，和日本、英国、法国等其它国家相比，配置比例较低。

而金融资产配中，42.9%为银行存款，股票仅占8.1%，基金则仅有3.2%。

即家庭总资产中，仅有0.96%的资产配置了股票，不足1%；仅有0.38%配置了基金。

31-40岁的家庭总资产超300万

年轻和年老家庭房产配置过多

从可投资资产来看，户主年龄在31-40岁的家庭，其总资产和可投资资产分别为303.4万元和118.0万元。

户主年龄在41-50岁时家庭的总资产和可投资资产最高，分别为325.2万元和138.9万元。

不同年龄的户主，对于房地产的配置也不一样，其中年轻和年老家庭房产配置过多：

年轻和年老家庭收入与中年家庭收入差异较大：户主年龄在31-40岁时家庭平均年收入最高，达到25.5万元，其次为23-30岁的家庭，平均年收入23.8万元。

学历与房产配置负相关

家庭的房产占比基本随着户主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降低。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家庭，房产占比高达80.9%；高于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家庭76.2%的占比。

低学历水平的家庭，货币类产品配置明显高于其它学历水平的家庭，而债券和股票的占比则明显低于其它学历水平的家庭。

这和不同收入水平下的家庭配置结构相一致：收入越高，货币配置占比越低，股票占比越高。

五大不合理现象

广发银行副行长宗乐新介绍称，《报告》详细列举了中国城市家庭财富管理存在“五大不合理现象”，财富管理水平有待改善。

一是，家庭住房资产占比过高，挤压了金融资产配置。

数据显示，住房资产在家庭总资产中占比77.7%，远高于美国的34.6%；而金融资产在家庭总资产中占比仅为11.8%，在美国这一比例为42.6%。

较高的房产比例吸收了家庭过多的流动性，挤压了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

二是，在投资理财产品时，过半家庭不接受本金有任何损失，刚性兑付要求较强。

数据显示，54.6%的家庭不希望本金有任何损失，同时又期望较高的理财收益。

三是，家庭可接受的银行理财产品回报周期普遍较短，缺少长期理财规划。

对于可接受的银行理财产品的回报周期，选择3个月内、3-6个月、6-12个月的家庭占比分别为35.8%、37.2%和33.7%，可见大多数家庭接受的是1年及以下的回报周期。

四是，家庭的投资品类缺乏多样性。

数据显示，67.7%的中国家庭仅仅拥有一种投资品，22.7%的中国家庭拥有两种投资品，拥有三种或者三种以上投资品的家庭仅仅占到10.6%。

对比我国和美国家庭投资品种的多样性，拥有三种或者三种以上投资品的美国家庭占比高达61%。

五是，家庭商业保险参保率偏低，仅有不到15%的家庭成员拥有商业保险。

且家庭更愿意为未成年子女投保，忽视对家庭顶梁柱的保障，10-18岁家庭成员参保率最高，为21.3%，其次为10岁以下家庭成员，参保率为19.5%。

而欧美家庭的资产配置中，对保险（重疾、意外险，养老、教育、储蓄分红保险）所占比例超过30%，接近于标准普尔的比例，说明这些国家的家庭资产配置更趋于稳健。

除了改善这“五大不合理现象”，海外资产也是部分高净值家庭急需配置的一环。

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后，我国居民财富直接承受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风险。按国际惯例，国际货币国家应将一部分资产进行全球组合配置，才能有效地分散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