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移徙始终是人们决意克服不利条件、改善生活状况的一种大胆方式。当前，由于全球化趋势以及通信交通的进步，希望并有能力移居别处的人数已经大为增加。

这一新的时代为世界各国社会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它也展示了移徙与发展之间的明显联系，而且也表明移徙提供了共同发展的机会，因为可以协调一致的方式改善原籍地区和目的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

移徙现况

目前，国际移徙者总数已由2000年的1.75亿人左右上升至2015年的2.44亿人。近2/3的国际移民生活在欧洲（7600万）以及亚洲（7500万）。移徙所涉及的国家越来越广。较之2000年，前往十个最大移徙目的地国的移徙者数量已有所减少。

约十分之一移徙者未满15岁。汇款流动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在2014年达436亿美元，远超出官方发展援助，但该数据不包括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移徙与发展

富裕国家高收入就业的诱惑是国际移徙的强大推动力。由于国家间收入差距继续扩大，这种吸引力更大了。不仅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间存在的巨大而不断扩大的差距，而且比较活跃和较不活跃的发展中国家间的差距，情况都是如此。

许多发达的和活跃的经济体需要移徙工人填补无法外包而以现行工资又找不到当地工人承担的工作。人口老龄化也是这一日益增长需求的原因，因为相对受扶养人而言，人口老龄化造成劳动者短缺。由于年轻人受到的教育较好，他们之中满足于低收入、高强度工作的人越来越少。

移徙可能造成工资降低，或者导致发达经济体中低技能工人失业增加，这些人中许多本身也是随先前移民潮到达的移徙者。然而，大多数移徙者补充了本国工人的技能，而不是与之竞争。由于移徙者从事本来没有人做或成本较高的工作，本国公民便可以从事其他生产率更高、报酬更好的工作。移徙者还能维持一些如果没有他们便会外迁的可行经济活动。移徙者扩大了劳动力队伍，扩大了消费者人群，贡献了自己的创业能力，从而推动了接受国的经济增长。

在原籍国，较严重的贫穷与较高的移徙率并无必然关联。最穷的人一般难以承担国际移徙的费用和风险。国际移徙者通常来自中等收入家庭。不过，移徙者在国外站稳脚跟后通常会接应朋友亲戚，使移徙所需的费用和风险都大幅降低，从而使比他们穷的人（尽管不是最穷的人）也能移徙。低技能移徙最有可能降低原籍国的贫穷深度和严重程度。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国际移徙通常对原籍国或目的地国都有好处。国际移徙的潜在惠益大于较自由的国际贸易的潜在惠益，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移徙的新挑战

这一年对难民和移民而言又是动荡的一年。我们看到，武装冲突继续对平民造成灾难性影响，导致平民死亡、遭受破坏和流离失所。我们目睹成千上万人在穿越地中海和其他地点的过程中丧生，这种情况是不可接受的。而雪上加霜的是，我们眼见民粹运动日益抬头，试图疏离和驱逐移民和难民，并将各种社会弊病归咎于他们。

不过，我们在动荡之中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心怀关切的公民和社区张开了臂膀，敞开了胸怀。国际社会的反应也让人心生希望，联合国难民和移民问题峰会在9月最终通过了《纽约宣言》。现在至关重要的是，各国政府必须履行承诺，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以富有同情心、以人为本、促进性别平等和立足基本人权的方式，管理难民和移民的大规模流动。

每个移民都是享有人权的人。保护和维护所有移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而不论其身份如何，是《纽约宣言》的一个基本要素。为实现这一目标，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需要在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的指引下加强国际合作。我们必须反对不容忍、歧视、仇外言论驱动的政策以及将移民当作替罪羊的做法。那些虐待和企图伤害移民的人必须被追究责任。

要想以可持续办法应对移民问题，需要消除使人们被迫走上危险重重的流动路途的驱动因素。这些因素包括贫穷、粮食无保障、武装冲突、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治理不善、长期不平等现象以及侵犯经济、社会、公民、政治或文化权利的行为。良好的移民治理还要求扩大安全移民的合法渠道，包括为实现家庭团聚、所有技能水平的劳工流动以及儿童和成人受教育机会而进行的移民，并将非正常移民非罪化，将无证移民身份正规化。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契机，可确保优先满足包括移民在内的最边缘化群体的需要，不让任何人掉队。值此国际移民日之际，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国际社会就关于安全、正常和有序移民的全球契约采取行动，为构建人人共享和平、繁荣、尊严和机会的世界作出重要贡献。

本文由联合国（ID:lianheguo）首发，原标题为：《你会选择移民吗》